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模式——“微粒社会”——的基本特点,包括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其次,探讨了“微粒社会”生成的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再次,剖析了“微粒社会”的三大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及其引发的重大治理议题,如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等;最后,简要阐述了应对“微粒社会”治理议题的宏观思路。
人类演进的历史充分表明,重大科学技术创新每每担当推动社会变迁强大动力的角色,往往引致社会形态和社会模式的剧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形塑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国家社会的治理方式。概言之,会“导致社会和经济的范式转换”(扎卡达基斯,2017:295)。进入21世纪以来,在信息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能化科学技术创新浪潮奔涌浩荡,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蒸蒸日上,以“计算无所不在、软件定义一切、数据驱动发展”(吴军,2016:VII-VIII)为主要特征的智能时代曙光初现。未来已来!面对智能化革命浪潮的冲击,我们所处的社会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这样的社会有哪些突出的治理议题?这些治理议题该怎么样应对?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克里克(C.Kucklick)在其著作《微粒社会》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了“微粒社会”的理论。他指出,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所有人都将迈入被高度解析的新型社会—“微粒社会”。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新型的“解析——解体”,即技术的解析和一些社会制度的解体,并由此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治理赤字”等成为重大挑战,社会治理体系的涅槃重生蓄势待发。“微粒社会”理论为我们认识已经或马上就要来临的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崭新视角,是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理论资源。
本文从“微粒社会”理论视角切入,主要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智能时代的“微粒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模式,其特性何在?其二,“微粒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其三,“微粒社会”的治理将面临哪些重要议题,其影响如何?最后,本文简要地就这些治理议题谈谈宏观应对思路。
“粒度”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用来反映数据解析程度的一个概念,数据的解析程度越高,粒度就越低。跟着社会的进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我们所有人一步步进入精细解析的社会,库克里克将之称为“微粒社会”。在他看来,“这种新型的社会是高度解析的,而且不再关注平均值,因为它有了更好的东西:高密度的、更详细的认知。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库克里克,2018:VI)。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熟悉的很多事物变得相当不同甚至面目全非。在此之前,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可被称为“粗粒社会”。与“微粒社会”相较,“粗粒社会”好像“由无数的台球组成,跟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学会将其建成一个可以负重的结构”;而在“微粒社会”中,“这些台球逐渐由微小的铅丸替代,这将急剧地改变社会的聚集状态和静力学结构,同时迫使我们寻找新的路径,以便在细小的微粒中建构一种稳定的秩序”(库克里克,2018:XIII)。从社会模式的角度看,“微粒社会”的特性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1.数字化社会。人类社会的演进伴随着数字化程度的逐步的提升。数字化社会是人的生存方式数字化的社会。1995年,尼葛洛庞帝(N.Negroponte)在其影响巨大的名著《数字化生存》的前言中鲜明指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2016:61)他粗线条地描绘了数字化生存的社会图景,包括比特时代、个性化界面、数字化生活等,并分析了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征—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比特与原子共存;人们的生存空间由“物理—社会”两维空间扩展为“物理—社会—数字”三维空间;人们的生活有了线上与线下之分,“永远在线”成为必然,线上线下生活日益融合;众多数字化设备把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连接在一起,数据慢慢的变成为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产、消费、社交、娱乐等,都拖着或长或短的“信息尾巴”,都可在很大程度上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人的实体会慢慢的多地被数据化,数据从不同维度映射着人的‘虚拟实体’,数据也可以用来对个体的某个身体‘元件’进行描摹与复制,人的虚拟实体与现实个体慢慢的变多地捆绑在一起”(彭兰,2019)。
3.解析化社会。对人的数据解析可以追溯至被称为“政治算术”的早期统计学研究。在数字化和监控化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位置、行为甚至思想等信息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机构甚至个人凭借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观察、搜索、跟踪、记录,并以数字化的形式被存储、挖掘和分析,从而“像社会之镜一般揭示和构建它们所表征的社会实在”。一方面,数据所扮演的角色如同13世纪出现的透镜,使人的行为得到量化的记录与透视;另一方面,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的应用正在使人的行为规律得到洞察和解析 (段伟文,2019)。比如,脸谱网仅凭公开的点赞就能以88%的准确率判断某个用户的性取向,以75%的准确率推测用户是否购买过毒品。这种点击行为会像心理学中的标准测试一样,不多的点赞数量就足以推测出一个人性格的基本特点(库克里克,2018:91)。
4.评价化社会。社会评价古已有之。以往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在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手段、评价节奏、评价结果等方面相对有限。在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的社会中,对一个人的评价呈现全面性、实时性、隐匿性、精准性和智能化等特点,所有人都将面对新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比以往更加精确和无情。那些“从社交网站、银行汇款信息、信用卡消费记录、视频摄像头等当中得来的数据,将会允许人们对某人的信誉等级、购买行为、职业道德以及更多的信息做出评价和分级”,“那些是数字化的评价,有时被称作分数,有时被称作画像”(库克里克,2018:109)。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被笼罩在一张重叠而又矛盾的评价大网之中,评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每一个人除非与各种网络隔离,否则就可能被各种机构、智能设备等通过多种算法进行评价打分甚至精准画像而无处可逃。
5.单体化社会。在“粗粒社会”中,尽管人们可以感知某个人行为的独特,但并不能准确地命名这种“独特”,并将其测量归类;对人们行为的研究主要通过各种社会调查、统计学分析等手段进行;每个人被当作“个体”看待。“个体”是“问卷和民意调查中的人,是统计中间值和平均值代表的人”(库克里克,2018:7),每个人的独特性被性别、阶层、学历等粗略的分类遮蔽起来,因此对人的行为分析是相对模糊的。“微粒社会”凭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大数据痕迹的记录、采集、评价和分析,将每个人的独特性都清晰地显露出来,从而使每个人都成为不能混淆的“单体”,并且每个人还可以通过量化过程进行自证。
根据技术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某一社会模式的形成往往是技术、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耦合的产物,具有内在的逻辑链条。“微粒社会”的形成亦不例外,其形成的内在逻辑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三个层面。
1.从“图灵革命”到计算机发展。弗洛里迪(L.Floridi)在《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中指出,科学的发展推动人类自我认知发生了四次重大革命,即“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和图灵”革命:“哥白尼革命”使人类居住的地球失去了宇宙中心的荣耀;“达尔文革命”证明了人类并不是万物之灵;“弗洛伊德革命”让人们承认人类的意识不是纯粹和清晰的,不能做到对意识的绝对控制;“图灵革命”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动摇(弗洛里迪,2016:85-87)。1936年,图灵提出了“图灵机”的计算模型,用纸带式机器模拟数学运算的过程;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诞生;1950年10月,图灵发表了一篇题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提出了划时代的“图灵测试”设想和通用计算机的概念。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计算机技术沿着“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智能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的发展脉络,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迅猛进步、加速迭代,历经“主机型阶段—个人电脑阶段—普适计算阶段”等三大发展阶段,最终计算机与环境融为一体,其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成为当今世界支撑性的通用技术和极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性技术。
3.从小数据到大数据。数据是人类建造文明的基石,但其作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根本原因在于记录、存储、分析数据的技术或工具不够多、不够好,由此导致:一方面,数据量不足,积累数据需要的时间太长,短期内数据的作用不明显;另一方面,数据和所想获得信息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间接的,两者的相关性不能被很好地揭示出来(吴军,2016:19)。于是,在人的“数字化生存”模式到来之前,我们的制度、处理过程和激励机制中要尽可能减少数据的使用,大多采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的方法,用最少的数据获得最多的信息,属于小数据模式。大数据是与小数据相对而言的,指的是大量的、多种类的、复杂的、分散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来源于各种传感器、电子交易、电子邮件、视频、点击流等。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云计算为基础的信息存储、分享和挖掘手段的发展,我们可以廉价高效地将这些大量、高速、多变的终端数据存储下来并随时进行分析和计算,人类社会的大数据时代随时开启,数据的“透镜”作用进一步凸显。“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和条件,在非常多的领域和非常深入的层次获得和使用全面数据、完整数据和系统数据,深入探索现实世界的规律,获取过去不可能获取的知识,得到过去无法企及的商机。”(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V)
4.从人工智能1.0到人工智能N.0。人工智能历经60多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的交替之际迎来了真正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人工智能被称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2.0”,从而区别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1.0。人工智能1.0是符号人工智能,计算机按人设定的程序运行;人工智能2.0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学习。人工智能2.0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依靠暴力计算和海量数据,往往是“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未来,人工智能将沿着“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路径发展演化,由人工智能2.0向人工智能N.0迈进,多样的人工智能体将走进我们的生活,人类将在相当程度上实现脑力的外包,并由此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王仕军、赵利群、胡志彬,2020)。
1.消费社会到来。20世纪30年代的生产过剩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世界,引发了全球剧烈动荡。二战后在科技进步、科学管理、资本运营革新等因素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的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迎来了物资丰盛的时代,并由生产社会进入消费社会。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再一次遭受经济危机的侵袭。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最先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在他看来,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本位的社会,消费不仅构成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根本特征。在消费社会中,由于“消费作为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主要是由媒介通过对符号进行编码来影响大众而实现其消费企图的”(徐琴,2009),因此作为经济主体的厂商受内在盈利动机的驱使和外在竞争的压力,对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表现出热切的期盼。一方面,了解并顺应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刺激和塑造消费者的各种欲望,强化或诱导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点,就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优化内部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政府部门和军队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也对信息通信技术寄予厚望。总体来看,在这样的社会,扩大消费与信息通信技术进步之间形成了互为表里、双向强化的关系。这促进了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
2.金融资本扩张。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金融资本相对于生产资本的地位大大提升,金融资本有扩张的强烈冲动。金融资本的扩张一方面对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提出强大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为这些技术的迭代提供强大助力。以美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始,金融资本扩张三大趋势交织的样态日渐明朗,即经济金融化、金融科技化、金融全球化。这三大趋势都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新、更快、更安全、更智能的要求,也为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准备了更广阔的现实情境。进入21世纪,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对金融行业产生颠覆性冲击,大数据金融、人工智能金融、区块链金融和量化金融等金融科技正在传统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积极布局,已然成为新的风口(尹志超,2018)。
3.数据资本凸显。随着人的数字化生存的拓展,特别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的加持之下,数据洪流快速席卷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也融入了资本的运营之中,数据资本日渐凸显出来。数据在资本运营链条中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别:原初数据、采集数据、资本数据与数据资本(田锋、吕金伟,2020)。原初数据是每个个体数字化生存产生的各种痕迹的数字表现;采集数据是被互联网公司等机构运用多种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收集的对资本运作有价值的原初数据的集合;资本数据是互联网公司等机构通过数据工程师的劳动对采集数据进行挖掘、萃取而成的数据集;数据资本是互联网公司等机构将资本数据作为资产用于生产、销售与转让的一种新型资本,从而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盈利率。数据资本正成为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起支配性作用的资本样态,并在今天占据着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数字资本构成的金字塔结构的塔尖位置(蓝江,2018),是互联网公司巨头强大盈利能力的关键支撑。正如陈本皓所指出的:“数据的资本价值在体验上遇到了无法跨越的鸿沟,一般用户只能将其当成是需要防御和保护的对象,只有在看到互联网巨头惊人的盈利数字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当数据作为资本时能够产生何等惊人的价值。”(陈本皓,2020)
4.平台公司崛起。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N.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一书中深入剖析了平台公司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一种强大的企业新模式—平台—崛起,主要包括以谷歌为代表的广告平台、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云平台、以通用电气为代表的工业平台和以优步为代表的精益平台等几大类型。平台起初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随着其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数据量的日益增长以及数据挖掘能力的增长,其在整体经济体系中的统摄作用日益彰显,大量公司被纳入平台之中。作为一种新型公司,其特征在于“提供基础设施,以调解不同用户组,显示垄断倾向,使用交叉补贴来吸引不同的用户组以及利用设计好的核心架构,控制交互的可能性”(斯尔尼塞克,2018:49—55)。这些特征使得平台成为提取和控制数据的关键业务模型,数据资本成为平台公司的核心资本。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数据资本和平台公司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
5.新型社会物理学滥觞。在库克里克看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我们不仅能够解释自己的身体,还能解释我们的语言、社会和历史”(库克里克,2018:35)。早在19世纪,孔德就曾提出过“社会物理学”的概念,他认为可以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当今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而更深入地解析我们的社会。尽管“社会物理学”一词目前仍在沿用,但是在新的技术手段加持之下,研究范式已发生重大转变。比如,以彭特兰(A.Pentland)为代表的“现实挖掘”研究,提出了可穿戴、实时、全体、社会测量、流动性、想法流等新概念,采用了社会计量标牌等新型研究工具,因此被称为“新型社会物理学”。凌昀等学者认为,当今时代和技术背景下,新型社会物理学和计算社会科学在含义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智能设备等进行社会模拟、建模、网络分析和媒体分析,实现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对象的拓展等(凌昀、李伦,2020)。
1.数据主义。在数字化生存的大背景下,人类的活动与数据技术紧密勾连,处在数据技术的无缝覆盖之中。一方面,它对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颠覆性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催生了一种新型社会文化,即“对数据技术无限崇拜,以为数据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这又被称为“数据主义”(高兆明,2018)。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数据主义将数据视作世界的新基质,将世界等同于数据。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数据主义把最多的数据和最透明的数据认作最大的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人们“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赫拉利,2017)。人类的数据化过程无疑将大为加速,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扩大数据主义的影响。
2.安保主义。当今社会,监控之网越织越密。一方面,这与传感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监控技术不断进步有关;另一方面,又与被称为“安保主义”的安全文化的影响扩展密不可分。杨子飞认为,监控塑造了监控不断扩张的安全文化理念,即安保主义:一方面,它将不安感无限夸大,刺激人们对绝对安全的狂热追求;另一方面,它将透明看作安全的关键要件,推动监控的不断扩张。尽管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缓解了当代人的安全关切及安全焦虑,但也将安全建立在了监控之上,无疑会推动监控在时间和空间的各个维度上持续开疆拓土甚至滥用,“西西弗斯式”的悲剧难以避免(杨子飞,2017)。
3.赌场隐喻。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是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在库克里克看来,对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而言,赌场是最好的象征。现代赌场的目的是依靠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设备提升赌客的“生产效率”,赌场里的一切都围绕这个目的而进行详细的计划和控制。赌客看似自由不羁,但无不经受“被设计的上瘾”。在那里,“人的可预测性、对人的持续监视、对人的行为的预测以及人与机器的紧密合作”得到充分展示,“我们将不再受强迫,而是被引诱”,“我们的身体、行为、感觉及资产的流动均处于持续不断的观察之下,但是将不再受指令的支配,而是被调整”(库克里克,2018:94—102)。这种情形将在数据技术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断上演,赌场几乎成了社会的镜像。
库克里克认为,“微粒社会”与“粗粒社会”相较将经历三大革命,即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这三大革命的表现形式多样复杂且相互交织,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特别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重大治理议题。对这些议题的认知和应对直接关涉人类的整体福祉和前途命运。
1.差异革命。在“微粒社会”中,泛在网络把人们紧密地连接起来,众多数字化和智能化仪器或设备如“社会测尺”“会议调解器”等将人们之间的“不同”清晰地揭示出来,每个人都只能把自己作为极端差异化的单体加以理解,结果是极端的差异与极端的连接并存,此之谓“差异革命”。主要表现在:其一,微粒化的工作。在工作世界中,参与者的各种观察始终存在,但大多带有某种主观性,“社会测尺”等仪器带着“上帝视角”闯入之后,团队之间、公司之间、雇员之间的差异都会被无情地、坚定地显示出来。它们以微粒化的方式让每一个雇员都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由于我们往往认同仪器观察数据的客观性,我们的职场行为不得不因此而改变。其二,微粒化的民主。2012年,奥巴马再次参选美国总统,采用了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制胜手段赢得了选举,并让全世界领略了微粒化民主的大致图景。奥巴马组建了自己的数据团队,包括300名统计学家、编程人员和数据分析员。在选举中,数据团队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囊括了1.66亿选民的相关信息,每个选民的数据都有10 000—20000条,涉及政治倾向、收入水平、社会交往等细节数据。在此基础上,团队还每天跟大约30 000名选民进行电话沟通,并将沟通结果及时传回数据库。团队的数据分析员所关注的不再是某个选举群体中的个体,而是每一个选民的独特性,选民被单体化了。竞选团队与数据团队紧密配合,不断从单体化的选民那里得到反馈,并把选民朋友圈中的私人交流信息用作增强竞选优势的武器。这次选举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民主的运作方式,奥巴马也因此被称为“第一任数字化总统”。其三,微粒化的身体。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的普及,“量化自我”运动兴起,相关APP产品也层出不穷,我们的身体也被微粒化了。人们每天可以凭借上述技术和设备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测量、模仿、刺激、检测,并以比以往更深入、更精准、更温和的方式进行管理,还可以将有关数据通过网络进行共享。
2.智能革命。进入21世纪,得益于并行计算、更大量的数据、更深层次的算法这场完美风暴,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并奠定了持续进步的坚实基础,大量智能机器涌入我们的生活,此之谓“智能革命”。主要表现在:其一,机器像人。智能手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语音搜索等人性化产品和服务深入人心,翻译、聊天、阅读甚至文学创作等原来只有人自身才能完成的工作,人工智能于此皆有惊艳表现,以至于不少人会不自觉地把智能机器看成类人的实体,赋予智能机器以某种拟主体性。更有甚者,2017年沙特赋予机器人“索菲娅”以公民身份,让其成为沙特居民。其二,人像机器。随着智能机器的大量涌现,人依靠机器测量自己、解释自己、拓展自己、提高自己,人的灵活性、创造性等反而可能降低,从而呈现出以往机器的一些特性,如程序化、机械化等,人正不断地受到并适应机器的“规训”而成为它的“附件”(余聪、张亮,2021)。其三,人机共生。与功能日益强大的智能机器相比,人类的剩余优势空间日趋逼仄,主要集中在社会知觉、谈判艺术、论证能力以及创造性、变通性等方面。智能机器的涌现已经并将使就业市场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计算机利用在算法上可分解的任务承担那些定义明确的任务,而人类将承担那些模糊、难以定义且复杂的任务(库克里克,2018:64)。
3.控制革命。德勒兹(G.Deleuze)在“规训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最早提出了“控制社会”的概念。福柯认为,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具有惩戒理性形式的社会可被称为“规训社会”。在那里,人们生活并辗转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规训机构中,从家庭到学校再到医院、军队、监狱等,时刻受到监视,行为被严格规训。与“规训社会”不同的是,“控制社会”不再强调规训机构对民众的纪律控制,而是更重视对民众持续的、广域覆盖的监视,“影响我们生活的不再是守则规定,而是由观察、监视、预测、评价、引诱和劝告所组成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库克里克,2018:93),此之谓“控制革命”。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机器世界欲罢不能”。大量智能监控设备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背景,甚至直接进入人们的身体之中。这些设备界面友好,甚至看不见界面,机器发挥其计算上的优势,让人们的生活自由便捷,幻想着操控一切的力量,同时在不知不觉中被机器观察、评价和诱导。其二,预测机器。控制革命的目标不仅在于控制现在,更在于控制未来。智能化的机器在大数据输入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程序算法,充分发挥其相关性挖掘的优势,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预测。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预测都会精确,但其为有关的机构如政府部门、平台公司等提供了神奇的简化效果,大大降低了决策的复杂性。
1.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一方面,人们依靠国家提供安全和保护;另一方面,人们又要防止国家变成“吃人的怪兽”,“国家利维坦”的说法由此流传。“数字利维坦”由“国家利维坦”引申而来。在“微粒社会”中,在三大革命的推动下,国家可能具有超强的解析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更深入地渗入社会的各方面,而单体化的大众难以进行有效抵抗。原因至少有四:其一,技术鸿沟。政府自身或与科技巨头合作,在拥有数据、程序算法、数据挖掘、社会行为解析等方面往往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政府可以对公众进行深度解析、评价和预测,而民众不能同等地回应政府。其二,财力鸿沟。政府能够动用的社会财富甚巨,民众由于“搭便车”等问题的存在,难以聚集起足以同政府抗衡的财力。其三,暴力鸿沟。政府可以以公共安全为名义,合法地运用国家财力和先进技术不断升级自己的暴力水平,民众在合法性、财力、技术等方面皆与政府存在巨大差距,其暴力水平提升缓慢。其四,公众难以紧密团结。一方面,差异革命将民众的细微差距清晰揭示,打碎了使公众团结起来的“无知之幕”,人们因缺乏同类和联合者而陷入斗争的泥潭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在对民众深度解析的基础上差别对待不同的群体或个体,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团结抵抗的能力。“数字利维坦”的形成可能蕴含巨大风险,包括:威胁公民的隐私信息和合法权益;禁锢人类的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导致数字威权和数据独裁;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加剧社会碎片化的风险;等等(唐皇凤,2018)。
2.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数字经济是“微粒社会”时代的经济模式,平台公司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引领、控制行业的手段。一方面,平台提供了其他行业运行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平台引导或迫使新行业从产品生产转向服务提供。在发展过程中,平台公司具有强烈的垄断趋势,原因包括:其一,网络效应,平台用户越多,平台价值越高,而平台价值越高,平台用户就越多;其二,平台的早期优势会成为巩固平台行业领袖地位的利器;其三,平台具有连接并整合多个网络的特殊能力;其四,平台获取大量数据,使得预测更加准确,更加刺激了平台内数据的集中;其五,平台大量促进互补产品开发;其六,平台设法建立起与竞争对手相隔离的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上述因素耦合在一起,使得一些平台企业成为垄断组织或平台巨头,并对慢慢的变多的用户及其产生的数据进行集中控制(斯尔尼塞克,2018:106-107)。平台巨头的不断发展,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形成一个威胁社会整体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大他者”是美国学者祖博夫(S.Zuboff)提出的概念,在她看来,“大他者”与人的数字化生存、数据的资本属性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深化,人类活动会产生大量行为剩余—数据,最初这些数据被一些网络科技公司用作改进服务的资源,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这些数据第二次、第三次利用的价值被厂商发现,数据的资本属性凸显出来。美国一些数字平台巨头在“网络上监控并挖掘个人所留下的信息,并将其用于独家分析及算法产品,最终通过宣扬广告精准发放用买家竞价的模式将这些数据售出,整个过程构建立了一种监视型产业的模板”(陈本皓,2020),这一模板扩散开来,形成了一种通过占有人们的行为剩余而不断扩张的新型资本增值模式—监控资本主义。这些数字平台巨头的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全面管理个人和社会的极端能力—“大他者”。祖博夫指认:“这种力量不仅使美国的自由民主之梦化为泡影,而且使整个社会都被绑架在资本逐利及其政治等相关领域的混乱无序中。”(高斯扬、程恩富:2020)
3.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近30年来,经济不平等的幽灵在世界飘荡,“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趋势日渐清晰。《21世纪资本论》的热销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人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和忧虑,因为“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更容易出现政治分化、制度失灵、垄断行为、腐败以及政府由富人主导而不是由人民治理的情况”,民主国家“转向财阀统治,甚至盗贼统治” (阿拉赛维奇、索奇,2018:29)的风险剧增。在“微粒社会”背景下,三大革命相互交织,可能使得两极分化的问题更为突出和严重,创造出历史上最为不平等的社会。其一,微粒化工作的背景下不仅会不平等地分配工作,而且会单体化地发放报酬,职场中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其二,智能机器将大量普通劳动者驱逐出工作领域,拉大了工作者与失业者的收入差距。其三,“赢者通吃”逻辑让各行各业的“超级明星”赢得了巨额财富。数字化市场往往遵循“赢者通吃”逻辑,“最好的或者最幸运的某个市场细分的供应商几乎将所有顾客都吸纳走了,而稍次一点的供应商获得只是残羹剩饭”,那些具有绝佳创意、出色产品以及特别才艺的人和企业,那些只多做了一点努力(或只是因为幸运)的人,将从数字化网络和全球市场获得呈指数级增长的收益而迅速暴富(库克里克,2018:55)。其四,平台巨头依靠垄断地位分割了大量社会财富。对于未来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赫拉利(Y.Harari)在《今日简史》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所有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大多数的人类的痛苦将不再是受到剥削,而是更糟的局面:再也无足轻重。”(赫拉利,2018:67)
4.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智能机器进入人类生产、生活以及国家和社会治理等所有的领域。一方面,智能机器带来了生产效率、治理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的便捷,具有“天使”的面相;另一方面,不断蔓延的智能机器风险,凸显“魔鬼”的面相。其一,技术基础设施风险。在“微粒社会”中,技术基础设施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且紧密耦合,很多设备由智能化的附属系统控制,彼此之间还存在相互反馈。一方面,小的疏忽有可能通过连锁反应造成大的事故或系统性事故;另一方面,容易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极端分子觊觎的目标。其二,智能机器决策风险。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把一些重要的决定交由智能机器或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做出的时候,智能机器决策的风险便潜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智能机器决策依靠数据和算法:从数据看,可能存在数据偏见、数据污染、数据残缺、数据造假等问题;从算法看,可能存在有意或无意的算法偏见、算法垄断、算法出错等问题。这两个方面诸多问题的叠加,推动了智能机器决策风险的生成与扩散。其三,智能机器犯罪风险。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恶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或缺陷实施犯罪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人机区分难题所引发的新型网络分离主义;能力延展技术所催生的机器支援型犯罪,如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实施诈骗犯罪;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黑箱”操作;等等(商瀑,2020)。其四,智能武器风险。智能武器具有智能、自动、精准、杀伤性强等特点,美国等国家不断加大智能武器的研发力度,新的军备竞赛引发世人忧虑(雷鸿竹、曾志敏、熊帅,2019)。其五,智能机器替人风险。人类大量的工作将由智能机器承担,蓝领工人的工作可能被取代,白领工人的工作也可能被取代,甚至大师级人物的工作也可能被取代。赫拉利指出,智能机器凭借连接性和可更新性等两类非人类能力,在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远超人类。智能机器的飞速迭代,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问题(赫拉利,2018:17-19)。
5.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在“微粒社会”,人类的领地越来越受制于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整个社会呈现出深度科技化状态,“微粒人”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其一,矛盾的人。人的独特性需要在网络中才能显现,可谓“不连接无个性”;人们无法看穿机器,机器却可以看穿人们;人们渴望确定,但世界处处充满不确定;人们看似自由,却时时被困在各种牢笼之中。其二,透明的人。隐私的幕布被各种机构甚至个人凭借数字化、智能化监控、解析、评价技术撕碎,越是紧密地连接到各种网络,人的透明度就越高。其三,受压的人。每个人“都会处于极端的压力之下,将自己预设为灵活的、可变的并且可以自我优化的”(库克里克,2018:9)。压力来自职场的激烈竞争(人与人竞争、人与机器竞争)、社会无所不在的监控、智能机器的不断迭代等,人们要忍受智能机器的精确观察,要忍受各种各样的评分,要忍受智能机器对人们行为的矫正,甚至要忍受智能机器的不公正对待,如“大数据杀熟”等。其四,孤独的人。差异革命将任何一个人都变得独一无二,人们将失去在群体中的依靠;同时,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面对屏幕”而不是“面对面”的世界,科技让人们与身体、感官和真实环境越来越疏离,结果就是人们感到越发孤独。其五,退化的人。智能革命使得人机共生成为生活常态,智能机器功能日益强大,人们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慢慢的变多地外包给智能机器。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人们的一些能力如创造力和感知力等将会退化,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最坏的局面就会是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伤害自己,也伤害世界”(赫拉利,2018:67)。
在智能时代,作为社会模式的“微粒社会”,具有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特点。“微粒社会”的形成,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技术、社会、文化等因素互动耦合的产物,有其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等复杂生成机理。这一社会将经历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这三大革命,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重大治理议题。其中,有全新的治理议题,如防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也有旧治理议题的新表现,如社会两极分化的新形态。应对这些治理议题,把“微粒社会”变成“美丽新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
“技术不是命运,命运由我们自己构造。”(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2014:291)智能时代,“微粒社会”大幕开启,上述治理议题已经并将深度展开。怎么样应对这些治理议题,作者觉得,在如下三个层面下功夫,至为关键:
一是推动哲学革命。“接下来的几十年可能是哲学的繁荣时期,因为我们应该做出许多充满挑战和困扰的伦理选择。”(沃尔什,2020:181)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既涉及“怎么看”的问题,也关系“怎么干”的问题。“粗粒社会”的哲学可能不再适应“微粒社会”,有必要进行创造性转化,甚至需要全新的哲学以指导人们处理“微粒人”与自然、技术(机器)、社会、国家的关系,从而为应对上述治理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遵循,而这将考验人类的智慧。
二是把人确立为立足点和归宿。人是最高目的,“微粒社会”不应成为只剩冷冰冰的数字和机器的世界。尽管智能技术依然需要全力发展,但应对上述治理议题必须把活生生的、有温度的人作为立足点和归宿,人性温度必须统摄技术精度和技术力度,价值理性必须统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应当始终“怀有谦恭之心,铭记人性之本”(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247)。
三是重塑社会治理体系。在“微粒社会”,我们既面临技术的全面深度解析,也面临旧有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实现治理体系的重塑乃大势所趋,重点在于打造三个牢固的“铁笼”,而且每个“铁笼”都有民众团结、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四大支柱:首先,打造制约公共权力滥用的“铁笼”,划清公共权力和民众权力的边界;其次,打造制约平台巨头无限扩张的“铁笼”,采取把私人平台变成公共平台、反垄断、数字税收等措施,防止其变成“大他者”;最后,打造制约科技失控的“铁笼”,如为机器嵌入道德、情感等,使其服务人,而不是压制人、奴役人、伤害人。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注重保护广大民众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如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完善技能教育等,防止社会撕裂,保证社会团结。
